阿里员工万字离职信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时，阿烁正在游轮上吹着海风。
“我们不谈为社会带来改变，谈论工资、股票、房子”“P8、P9、P10升了高级别就空谈”“客户第一，不如老板第一”……信里浓郁的大厂味儿，瞬间把他拉回了痛苦回忆里。
虽然不是阿里员工，但阿烁品尝过“大厂工牌不好戴了”的滋味，能体会写信人的心情——他哪怕跨过了30岁门槛，也深知裸辞博主集体回归职场了，仍辞掉了年薪50万的光鲜工作。
“人生不该只有KPI与OKR，也要创造属于自己的可能。”这话听上去矫情，却是阿烁亲身尝试后的真心话。
像阿烁这样明知大环境充满挑战，仍放弃高薪、逃离大厂的人，不在少数。
一份调研显示，2024Q4国内互联网企业员工离职意愿度高达37%，相当于每3个大厂人里就有1个不想干了，某书上关于“大厂离职”的笔记已超过230万。
大厂的高薪、头衔、光环仍发着亮，但大厂人更怀念那些简单、纯粹、可以自由呼吸的日子。
卷进大厂，却困在“无效工作”里
Top3金融专业的李然，校招时正赶上互联网降本增效浪潮，“毕业”“向社会输送人才”等坏消息轮番上新闻，宣告着时代红利的落幕。
但她还是卷绩点、卷实习，一头扎进了大厂的怀抱。
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”李然坦言，相比于headcount锐减、薪资腰斩的券商投行，大厂仍为金融学子留下了一席高薪之地。且云计算、AI等新业务也开始冒头，“新技术在哪爆发，人就该往哪里走。”
然而，大船转舵是漫长的过程，迎接李然的，也可能是“新业务证明不了自己、老本行存量竞争”的困局。
又一次跨部门会议上，业务部门同事对着PPT侃侃而谈，来自战略部门的李然，坐在最边缘的角落里，活似一个小透明。
她好几次想发表意见，同事却视若无睹，连发言的机会都没留给她，电脑里撸了许多天的报告，再次沦为了无关紧要的“背景材料”。
入职前，李然以为大厂战略岗，是从海量数据中火眼金睛发现商业机会，有着“大脑”、智库的超然地位，后来发现真实解锁方式是“PPT生产机”，随着同事的想法把报告改来又改去，没有实际决策权，也看不到落地。
这样的一幕幕上演多了，李然逐渐咂出味儿来：“业务部也不想带我们开会，相比虚无缥缈的战略，他们更关心实际产出。”
从中厂跳槽进大厂的叶升，也忍不住向领导抱怨，自己越干越“退化”了——原来好歹能做些系统优化工程，现在做的却是实习生难度的代码“增删改查”工作。
领导按住躁动的他，把业务从“开疆拓土”到“精耕细作”的意义剖析了一遍，还许下“好好干以后单独管一条线”的诺言，叶升才对前途燃起一丝希望。
但大饼实现前，他的日子还是一成不变，手上任务没收尾，产品经理又火急火燎赶过来，需求“既要又要还要也要”、DDL“尽快上线最好明天”，导致他不是在做项目，就是在做下一个项目的路上。
如果这些改动真能派上用场，叶升也认了，“可很多新功能对用户来说就是鸡肋。”
没人喊停，产品和研发都只能继续堆砌一个又一个功能，“所有人都好像滚轮上的仓鼠，在一套工作流程里不停奔跑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跑。”
每天喜提商家“问候”，还要迎着谩骂继续骚扰人家的林禾，也倍感窒息。
她校招进了一家短视频公司，负责帮助平台上的中小商家把店铺收入运营上万。“可我们只是本科毕业的小白，懂得还不如人家多呢。”她为此经常被质疑。
但平台管不了那么多，用户增长逐渐见顶，挖尽存量蛋糕才能维持增长和护城河。于是，无论985、211毕业生还是海归硕士，入职都得去当“电话专员”。
每每临近下班点，林禾的精神就会紧绷起来，害怕自己被点名：工作群里会弹出一张张花色表格，上面写着每个人的通话时长、接通率等指标，没达标者被@加班补量。
她很少能逃过，“300多个商家，70%要聊满3轮，60%要深聊10轮，还不能发表情包糊弄。”林禾看着自己手上的名单，只觉得下班艰难。
江江对大厂“dirty work”早有预期，甚至一度干得津津有味，但她也没能撑住。
做什么不重要，站好队才重要
得知江江降薪50％进大厂，身边人都怀疑她被灌了迷魂汤，但她打定主意：“工作就是去带薪学习。”
未来准备创业的江江，把大厂视为偷师和历练的试验场：业务流程不合理，就重新梳理逻辑；绩效方案与项目目标背道而驰，主动提出新方案……以一己之力，建立了部门SOP。
但干的活多了，江江也逐渐不爽起来——她累死累活carry全场，部分同事们的日常，却是坐在工位上打游戏、摸鱼。
与网络上铺天盖地被优化的怨气不同，江江身边不少同事仍领着高薪，过着悠哉悠哉的神仙日子。“原来还是有人干活的，广进计划之后，干活的被裁了，剩下的都闲着。”她不能理解这一决定。
已经有9年工作经验的阿烁，却对此见怪不怪，在他眼里，会做工作远不如会讨好领导。
刚进大厂时，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，踌躇满志、想一展拳脚，但是领导跟他强调最多的一句话却是：“你要清楚你是谁的人。”
他一开始没理解深意，直到去参加跨部门会议，见识了一场大型表演秀：台上的同事PPT做得花里胡哨，数据模型不知是从哪抄来的，张嘴闭嘴满是“闭环生态”“赋能业务抓手”等互联网黑话。
如果不是跟他对接过，清楚对方只有90分的水平，阿烁也会以为碰上了一位能做出120分效果的大神。
这并不是个例，接下来发言的同事，个个化身影后影帝，四五个部门拉通对齐一个项目，愣是辩论了2小时都没出结果，还有开“加时赛”的趋势。
阿烁麻了，他意识到派系斗争下，“没人真的关心事情能做到多好，只关心自己能争取到多大的利益。”
而且所有人都铆足了劲，努力被大领导看到、记住，否则“一个部门长时间没折腾出水花，就会被认为没有价值，等到优化时，整个部门的人都会陷入危险。”
为了自保，阿烁逐渐被同化，被迫卷入勾心斗角里。在电商大厂工作的刘觅甚至发现，几轮换血洗牌之后，身边的老黄牛销声匿迹，留下的多是「唠嗑型选手」。
这些人看似开着电脑加班，实则打开的却是聊天对话框，在跟老板、同事处好关系，“说的永远比做的多”。
秉着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的态度，刘觅本想与「唠嗑型选手」和谐相处，但殊不知当蛀虫出现时，“房子”早已告危了。
那一次休假，是她连续加班好几个月换来的喘息，可一个电话会议，瞬间将她从阳光、沙滩、海景中拉回现实。更气人的是，会上讨论的内容，她明明已经讲过无数次，还是反反复复掰扯了2个小时。
刘觅越想越难以压抑自己的情绪，近两年，类似的情况发生了无数次：“同样的一个会要开无数遍才会有结果，同样的一个问题要跟对方讲很多遍才能明白。”
摸鱼的人太多，刘觅成为了唯一有经验、干实事的人，为了哄她干活，“能者多劳”的美名从天而降。她最开始咬牙忍了，后来发现忍一时只会换来对方得寸进尺，自己“好像无论怎么加班，都干不完手里的事情。”
这样内耗的日子，刘觅一刻也不想继续了，她的人生不应该困在大厂里。
逃离大厂，实现“金钱与精神的自由”
“自由值几个钱？你去看看现在多少人找不到工作！”随着母亲严肃的声音落下，李然的眼泪也哗啦啦往下掉。
为了从大厂离职，她跟家里吵了两天。在家乡的小镇，李然是十几年才出一个的清北复交尖子生，乡里乡邻都知道她高考争气，在世俗认知里，就该匹配一份光鲜体面的好工作。
而现在大环境不好，多少高材生打着灯笼都找不到一份优渥的工作，她却任性闹离职，自然难以获得家里支持。
但李然忘不了，上完厕所，抬头一看，墙上贴着公司的励志标语那一刻的恐惧。
“厕所是打工人治愈自我、释放压力的地方。”她惶恐道，连这一片应许之地，都被“福报”占领了，更何况其他地方呢？
李然中午会和部门小伙伴开启“饭桌吐槽大会”，如公司又严抓考勤了、没时间写好报告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等等，一开始大家都会附和她，后来逐渐变成了她的独角戏，伙伴们埋头干饭、不为所动了。
“大家都习惯了，慢慢接受了，反正公司给了钱。”意识到周边的人已经被大厂文化吞没，拒绝融入的李然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。
李然起码还收到了精神损失费，收入不那么高的林禾，发现在大厂挣的钱，差点不够覆盖看病开销了。
在林禾办公室，咽喉片几乎人手必备，常年在电话里受气，大家甚至互相开起了灰色玩笑：“你再气我的话，我又要长两个结节了。”
这看似幽默，实则满满都是无奈，“为了在大厂里生存，大家身体或多或少都有点毛病。”林禾叹气，她关注的互联网职场账号，最近几个标题，清一色是谁谁谁又抑郁了，连员工猝死都上不了新闻了，“拿命换钱”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情。
林禾刚毕业，身体还没有被摧残，以为自己能扛住，然而入职第二个月，就在脖子上摸到了两个超大的结节。她吓了一跳，赶忙请假到医院检查，晚上躺在床上掐指一算，被扣的工资加医药费，两天白干了。
她醒悟过来，“大厂薪资高，折换成时薪其实也不高，还不够买药的。”没两天就递交了辞呈。
如今，林禾降薪30％进了一家新消费公司，那里不如大厂平等、自由，要看领导脸色行事，无论领导做了什么离谱、荒唐的决定，她都要去执行。
“但这些小场面，对从大厂里出来的我没什么压力。”林禾早就在波诡云谲的互联网世界，练就了从容。且大厂锻炼出来的数据能力、逻辑思维，也让她在新工作中如鱼得水，“说实话连实习的难度都比不上。”
钱是赚少了，但林禾感觉生活回来了，她甚至有时间搞起了副业，做大厂离职博主，每个月能挣十几杯奶茶钱。
“在大厂永远不会得到精神自由。”阿烁认为人有三种自由，时间、金钱和精神自由，如果一份事业能带来前两者，那么一定就会实现后者。而大厂几乎给不了他任何自由。
因此感知大环境变好，无须大厂的庇护后，他果断裸辞出来创业，目前正在旅行赛道“重启人生”。
大厂只是阿烁挣启动资金的地方而已，他开玩笑道，“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。”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，特别鸣谢博主“旅行家阿楠”、“卷心花椰菜的日记本”、“BeforeSunrise”对本文的支持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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